臣先曾上言，赵滋为人刚愎不可管军，朝廷不以为信。臣亦自恐闻听未审，不敢复有所陈。自后又闻滋对契丹人使礼貌骄倨，不遵旧式。近者又闻本路帅臣奏滋任意行事，恐致引惹。窃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亲之时，戎车岁驾，疆埸日骇，乘舆暴露于澶渊，虏骑凭陵于齐、郓，两河之间，暴骨如莽。先帝深惟安危之大体，得失之至计，亲屈帝王之尊，与之约为兄弟，岁捐金帛以饵之，聘问往来，待以敌国之礼。陛下承统，一遵故约。夫岂以此为不辱哉？志存生民故也。是以兵革不用，百姓阜安，垂六十年。今契丹所以事中国之礼，未有阙也，为边臣者，当训卒乘，缮器械，以戒不虞，厚饔饩，慎威仪，以待使者，内不失备，外不失好，以副朝廷之意而已。今滋数乘客气，以傲使人，争小胜以挑彊胡。苟为夸大于目前，以求一时之声名，而不顾国家永久之患。臣恐衅隙一开，则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。昔孙蒯毁瓶而曹卫构难，鄫人沤菅而鲁国丧邑，涉佗捘手而晋失诸侯，女子争桑而吴师入郢。故祸常起于细微，而事或生于所忽。凡二国所以相交之道，不可以不慎也。雄州当虏之冲，平居则行李之所往来，有事则戎马之所出入。典州之将，不可不精择其人。滋禀性狂很，恐不可久寘于彼。乞落军职，徙之内地，毋使边将相效，为国生事。实天下幸甚。取进止。